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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姐姐  

2011-06-10 09:39:17|  分类: 青年姐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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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姓用得多而名却常常被束之高阁,只在家人和较接近的朋友和熟人间使用。如果你有个职称或学位,更不用说你有个官衔,那么人们只会称呼你某工(工程师)、某教授、某处(处长)、某总(老总),某博(博士)等等,不一而足。在西方,名字则不可或缺,人们都以名字相称,哪怕你官至一国之尊,同僚们也可直呼其名。

我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叫我 李老师。离开了教书的职业,有人还是那样称呼我。一方面是出于礼貌,另一方面,有的人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叫。我又没有官衔,又没有现职。唉,难啊!

在香港,称呼比较简单。如果你是女士,已婚者,称某太,如陈方安生,陈太;范徐丽泰,范太等等;未婚者,称小姐。有时候,为了省事,也不会如此分明。对于男士,则叫某生(先生的简称),如董生,曾生等等。此外,香港很多人都有洋名,这就为称呼带来了方便,不管你官衔多大,年纪多大,叫你的洋名都不失礼。在大学里,同事之间互相称呼,除中文名或英文名之外,有时也称姓名的英文缩写,比如QP、CW等等。至于说到我自己,除了一些人继续称我为李 老师外,外出办事时,很多人称呼我余太;而一块儿工作的同事或者朋友,则称呼我的中文名或英文名。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青年姐姐。那是在农村插队时,队里的乡亲们对我的称呼。提到青年姐姐,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身穿莲青色碎花褂子,梳着细长小辫、身型瘦弱的青年女子。那是谁呢?是我吗?看着当年的照片,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30多年前的我,四川开江县的一位女知青。

“青年姐姐”这个称呼是会计高元谦家最先叫起来的,因为我那时被安置住在他们家的一间侧屋里。高会计是个勤劳而朴实的汉子,他女人身体比较单薄,话不多,待人却十分温和。除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外,还有个侄女也住在他们家。青年姐姐的名字很快就传遍全队,成了大妈、大婶和年轻女孩们对我的统一称呼。当然,这不包括队长白子乔。白队长当过兵,他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当然要高一大截,怎么能同那些没文化的老乡一般见识呢?每次见面,他总是恭敬有礼地叫我:老李。有意思的是,队里所有的大老爷们也都统一地叫我老李。邻队的一些不相熟的人对我的称呼可就没那么礼貌了。看到我,他们会指指点点地说:知青。带上当地的口音,听到耳朵里就变成了“鸡青”,真是说有多难听就多难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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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问我,我是不是“热情高昂,热血沸腾”地奔向农村的?我只有很不好意思地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当时我的思想的确很落后,对上山下乡相当抵触。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的思想应当说是很前卫,或者干脆就说是后现代吧。那时我的想法跟现在的一些中学生很相似,就是想读名校,想毕业后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跟他们不同的是,对于哈佛、麻省、剑桥、牛津等世界名牌大学我可连想都没想过,那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黑染缸啊!我梦想的是莫斯科大学,或者咱们自己的北大清华。平心而论,在正常的年代里,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读完高中就自觉自愿地高高兴兴地去修理地球,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事。在1966年初,当我们忙着准备高考而文革尚未开始的时候,我的确也在为填志愿而大伤脑筋:究竟填北大还是填清华呢?可是,到了1969年,在那个非正常非理性的时代,对于没有任何特权的普通百姓来说,你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达县专区开江县东升公社第八大队第八生产队。当今受人欢迎的“八”这个数字并未令我产生任何喜悦(你别忘了在那个时代,“发财”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跟我们是不沾边的),然而乡亲们却给我带来很多“意料之外”。首先,我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夜之间由低而高;其次,我发现“善良”和“朴实”居然在这个乡间还实实在在地存在著,并没有被“革命”一扫而光。在城市里,很多人做梦都希望自己能有个“贫下中农”成份;而在乡下,这里的农民兄弟似乎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而且也从不用他们的红色成分来打压欺负我们。乡亲们还是很传统的认为城市人比他们高一等,他们常常望着夏夜的星空大发感慨:“老李,你们一定是天上那些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吧。我们命苦哇,下辈子能跟你们一样,投胎到城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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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些自然朴实的父老乡亲之间,我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酸、甜、苦、麻、辣。

酸有两种,一种是心酸,另一种是酸溜溜的眼红别人的心态。我体验的酸,主要是前一种。我们都离开了家,留下身患多种疾病,而且饱受父亲去世刺激的母亲一人在家,我为母亲的孤独无助而心酸痛苦。村里有人住在不避风雨的窝棚里,食不裹腹,衣不避寒,时时让我感到心酸。就连比较殷实的会计家,也有不少令我心酸的场面。冬天的夜晚,会计家的三个孩子又冷又饿,哭闹著向妈妈要饭吃,“再等一阵哪,快了,快了!”孩子他妈一味拖延,直到小孩们敌不过睡意带着空空的肠胃进入梦乡。夏天,当李子树结满果实的时候,高会计给孩子们编上一个个小竹篮,每人一篮李子就是美好的一餐。

甜的感觉主要是身份改变而引起的。

回想在高中时,就连个别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都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够红的学生爱理不理,甚至歧视打击。可是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很多父老乡亲因为我们来自城市因为我们知书识理而给予尊重和呵护。

每次开会学习时(那时在农村里会也多),队长都让我读报读文件教唱歌。不知是队长的带头倡导还是当地有尊重知识的传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高指示在那里不灵了,大家都尊重我这位“知识份子”。这种尊重有时也有小小麻烦,比如会在狭窄的田埂路上引起“交通堵塞”。讲究礼节的老农们执意不肯在我前面走,一定要给我让路。推让来推让去,堵起长长的人龙。干农活时,乡亲们也尽可能地照顾我,不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记得一次11月份插秧时,我刚跳进冻得刺骨的水田,就听到队长一声怒吼:“老李,你怎么不服从分配,不是叫你种菜吗,快起来!”我只好乖乖地跟中老年妇女种菜去了。后来,大队还决定让我们知青组织宣传队,排练和演出都照记工分。

在生活上,队里也很照顾我。不仅在分配口粮上尽量照顾,三天两头的,队长和社员都会问我有没有菜吃,时常有社员给我送菜。那时候,社员的自留地上多种可以增加饱感的作物,比如玉米、红薯、南瓜、豆类等,蔬菜的品种不多。没有蔬菜时,社员们就给我送来自家腌制的酱豆腐和各种咸菜。有的咸菜是他们为嫁女或者娶媳妇做的,陈年老坛子咸菜的鲜香可口,在我的人生中已成绝响。会计一家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自留地也有了玉米、南瓜、豆角等不少收获。村里的社员们都把我当成城里来的贵客,小孩满月、请裁缝请匠人或操办其他红白喜事,乡亲们都会想到我。

甜的感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知青朋友们的相知相惜。在我们大队落户的知青大多数都是过去相识的朋友,没有恶性竞争和算计,有事时互相帮忙,互通有无。也许是因为知青们比较团结吧,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那些农村中的坏人坏事在我们这里很少听闻。

在农村还真有不少愉快时光。跟同队的小闺女小媳妇们谈笑,跟同伴们交流讨论,分享好书,也分享好的食物。在我下乡的地方,山虽然不青(因大跃进时把附近的树都砍光了),但完全没受污染,附近的小河沟都清澈见底。有一次,我们大队的知青一块儿去钓鱼,正遇到发大水,上游水库里的鱼苗被冲了出来,我们扔掉鱼杆,索性用脸盆去舀。这么多年了,还记得那一盆盆活蹦乱跳的鲫鱼,还记得那顿走遍天下都吃不到的鲜鱼宴。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并不是伊甸园,艰难困苦是少不了的。没有做惯体力劳动的我,在干农活方面相当无能,也感觉非常苦。有时白天干得太累,连晚上睡觉都得不到休息,整夜都梦到干活,早晨醒来仍然累得不行。夏天,清晨四点多钟队长就在坡上喊社员们上工,高一脚低一脚地踩著露水走到油菜地里,边割油菜边打瞌睡,手上割出大口子,鲜血直流;日头西斜,还不收工吃午饭,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手已经举不起锄头了,饿得两眼冒金星,一口口的苦水从胃里往外涌,……;下雨天,在溜滑的田梗上挑水,连人带桶摔到水田里,满头满身的泥浆;居住的陋室里时有老鼠奔跑,跳蚤更是无处不在,有时把整个蚊帐顶都“染”黑了。这样的生活,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的农村姑娘都不一定能习惯了。除了身体上的苦,精神上更为痛苦和迷惘。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书看累了,盯着闪烁的煤油灯,心里空落落的:难道我们的青春就这么渡过?难道我们的人生就这么渡过?何处是归宿?

至于“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花椒的麻味。每年,到了出青菜头的季节,我们都要花几天时间做干咸菜。这里说的青菜头是指做榨菜的那种菜,有些地方叫棒菜, 苞苞菜。我每次都和邻队的知青朋友一块儿做咸菜。做干咸菜的主要痛苦是切菜,虽然将菜头切成立方型的小丁并不难,但切菜的量太大,一天两天的切下来,双手都打上几个大血泡。然而,边切菜边聊天,就不那么郁闷了。不仅整个冬天我们靠干咸菜下饭,它亦是我们全年的主菜。因此,说花椒的香味伴随着我们的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

四川话的“麻”还有欺骗的意思。推广一点,也近似于如今很流行的“忽悠”一词。当然,我们全体知青受到的最大“忽悠”,其实就是“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那一类鼓动下乡的宣传。至于我们在集市上被农民“忽悠”一下,买菜秧、买水果、卖糠等被抬价砍价以次充好等则是小事一段。本队的农民对我很实在,我尊重他们,他们对我亦不薄。年轻些的知青同伴们就不那么本份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对未来的茫然,令他们有时也做些出格的事,比如偷鸡摸狗等,“忽悠”一下农民,小小发泄一下。

除了花椒的麻味,辣椒的辣味同样也伴随我们的下乡生活,而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在这里倒是淡了很多。虽然我们的白队长每次开会时都严格按顺序背诵列宁语录、毛主席语录和林彪语录,可是乡亲们不是太明白他叽叽咕咕在说些什么,当然也不会别出心裁地去搞什么革命。夏夜,生产队常常在我屋后山坡上开会。当队长还没有背完他的语录,劳累一天的社员们已经在青石板上东倒西歪地进入梦乡。正经八版儿的语录和此起彼伏的鼾声形成最搞笑的乡村版“交响乐”。

据统计,仅在1968年至1970年之间,全国有540多万知青下乡。而前后下乡的知青总共有两千万之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又有了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有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但也有不少人因而完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失去了求学深造的机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有的年轻人的身心更是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失去生命。与很多下乡知青比较起来,我算是很幸运的,我下乡两年多就回到大学工作。在与那些朴实的乡亲朝夕相处中,我看到他们的吃苦耐劳和勤俭谦卑。他们也让我学到了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被刻意掩盖和淡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大跃进和三年饥荒的危害和真相等等。更由于这段经历,我始终对农民兄弟充满同情和尊重。

我喜欢“青年姐姐”这个称呼,它带着田野的清香,记录了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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