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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木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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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场  

2011-06-28 20:53:52|  分类: 赶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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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人所说的赶场就是北方的赶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开江,农村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定的假节日,也不按周日周末来安排劳作与歇息。他们按照老习惯,隔四天赶一场。农民在集市上出售农产品、手工制品,买回火柴、煤油、盐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对于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青来说,这个老规矩倒是不错,四天歇一天总好过六天才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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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世鸣与肖庆兄妹同在相邻的七队,离我所在的八队只有七、八分钟的路程,我们每次赶场都结伴同去。从我住地到集市有12里地,几乎都是田埂小路。晴天还好,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之间就走到了。下雨天可就苦了,田埂十分泥泞,一踩下去就是半尺深甚至一尺深的泥浆。虽然我们都穿着长统胶靴,还捆上稻草绳防滑,却很难防水。一不小心,泥浆就灌进靴子里,一双脚裹在湿透的袜子里,在靴子里与泥浆搅和,那滋味可不好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风雨无阻地去赶场,一次都不想漏掉。赶场,给艰苦的农村生活增添了乐子。

集市就在任市镇。一条公路穿镇而过,卖货的担子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在公路两旁,约莫有四、五百米长。小镇的店铺也沿着公路的两边散开,其中有两、三家小食店,一家卖炒菜的合作食堂,几家称盐打油的杂货店,一间小百货店。此外,邮政代办处、任市区的党政机构和一所中学也在附近。这是到达县(现为达州市)、梁平和开江县城的长途汽车和货车的必经之路,车辆开过时,扬起的灰尘遮天敝日。

在东升公社八大队落户的知青大多是弟弟的足球朋友,从小一块儿踢球玩到大,彼此的性格脾气都熟悉。每次赶场,大家都相约在集市上见面,碰头的地方往往就是场口的那家汤圆店。店里卖的汤圆是实心糯米丸子加上红糖水而成,总带着一股因糯米粉粘锅而产生的糊焦味,完全不能与今天的芝麻汤圆、酒酿丸子相比。可是在那年头,花4分钱吃一碗带糊味的红糖丸子已是一大享受。小店的那口煮汤圆的大铁锅直径足有一米,无论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看见大小不一的糯米丸子在锅中懒懒地飘浮着,令人感到莫名的怅惘。

等到晌午时分,邮局职员从县城里取信回来,知青们都一窝蜂地涌到邮政所。收到信的人喜形于色,收不到家信的人牵心挂肚。在那电话只属于极少数特权阶层的年代,普通人只有靠写信来维系亲情。那时,从广播、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极为有限,大新闻往往都是从亲人来信的字里行间获悉。比如,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知青开始上调回城等震撼人心的大消息,都是有人从家信中知道后,再通过“口头广播”传播开来。也有个别胆大妄为的人偷听美国之音,不过自从一个知青被检举,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份子抓起来之后,大家都噤若寒蝉,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本地的新闻倒是封锁不住,在赶场天的闲聊中,一些本地的负面新闻也广为流传,比如县武装部长强奸了多名女知青,比如招工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欺骗玩弄女知青等等。也听到有人为求早日上调回城,将自己的最大财产——辛苦养了一年的猪送给有关官员;有人以为回城已经铁定,把木盆等用具都当劈柴引火,却最终没有走成。听到这些不太美丽不太阳光的故事,我们也感到气愤不平,不过更多的却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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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邮局去还有件大事,就是取家人寄来的汇款。在“广阔的天地里干革命”,却养不活自己,真是羞愧难当!我们大队还算好的,每个劳动日八分钱,即一个全劳动力干一天活可以得到十个工分值八分钱。像我这样的弱劳力,还是靠队里的照顾,给我八个工分一天,劳动一年不仅分不到一分钱的现金,连缴口粮款都不够。知青还好,还有家人接济,农民只有靠卖猪卖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才能买回点日常生活最必需的东西。

收到汇款的那一天,我们总要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到当地唯一的餐馆——合作食堂吃一顿,无非是一碗白饭加上一份小炒而已,一般每人的花费都不超过两毛钱。听说合作食堂的收银员是个老红军,每个去吃饭的人都会多瞧他两眼。年轻如我们的这帮知青是想从他那邋遢的外表中看出些光荣历史的痕迹来,乡下人则喜欢看他的富态相。那时农民苦啊,皮包骨不稀罕,胖子却一百人里难挑出一个。食堂的大厨黎师傅却不胖,跟他的身份比起来似乎还过于削瘦。黎师傅是我们大队一个知青的老爸,我们因此得到关照。他的手艺一般,只烧些家常小菜而已。令我奇怪的是他烧豆腐时一定少不了放醋,每次津津有味地吃他的醋烧豆腐时,我都会想起我家奶奶常挂在嘴上的俗语:“正做不做,豆腐拌醋”,形容不做正事,专攻邪门歪道。究竟是黎师傅的手艺不正宗呢?还是我奶奶的话有偏颇。

去赶场时,我们买盐和点灯用的煤油,还要买凭票供应的菜油和烧酒。有时,也会买种自留地用的菜种菜秧。有一次我买了几只毛绒绒的小鸭,在房东一家的帮助下,不到几个月,就长成大鸭,而且四只中有三只都是母鸭,生了不少鸭蛋。我回城过年时,房东家不仅帮着给鸭喂食,帮着拣鸭蛋,还把鸭蛋都包成了咸鸭蛋给我存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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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上市的季节,每次赶场,我都会花五毛钱买一书包柑子带回去。有一次,不知是谁发现了一间做饼干的小店。其生产和经营的手法都相当粗犷,因为红糖的缘故,制成的饼干黑乎乎的,烤好后也不切,一大块一大块的卖。捧着像报纸那么大小的饼干,我们先是笑它一个够,再把它掰成小块放在包里。从此,我们又多了一样零食。

我从没在集市上卖过东西,唯一可卖的米糠都送给房东家喂猪了。不过我却陪同大队的一位外号小白面的知青卖过一次糠。我俩先在街边找了个空位,把装着糠的箩筐放在面前。小白面前后左右调查了一番,决定了价位。不一会,就有一位老农过来问价。小白面出了价,那老农想货比三家,没回价,继续往前走去。另一个农民又来问价,小白面迟疑了几秒钟才怯生生地出价,生怕吓走了买家。“有没得少?”那农民接着问。“啷个没得少呢?当然有,当然有。”小白面立刻兴奋起来,声音响亮,笑容满面,好像等的就是别人砍价似的。结果,五分钟不到就以低价成交。小白面的这次经商经验,后来成了笑谈。当时的学生从家门到校门,完全不懂做生意,既不会讲价,也不好意思讲价。

赶场天知青们都一改平日灰头土脸的形象。男娃儿要换件干净衣裳,女娃儿也会多洗两把脸,把头梳整齐点。镇上的中学里有运动场和篮球场,成了远远近近几个公社的知青们“温习”城市文明的地方。喜欢运动的人踢足球打篮球;喜欢冲壳子的人,好不容易有了听众,趁机“指点江山、抨击时局”,过把瘾;喜欢看书的人在那里互通有无,交换图书。那时所有文学名著都被列为禁书,反而更激起搜寻和阅读的热情。借到一本好书不容易,背上本好书回队,就像现在的人中了“六和彩”那样欢喜。

下地干农活时,太阳好像被绳索吊在天上,脖子都望酸了,它都不落坡。赶场天时间却过得特别快,一会儿就日头西斜,又到散场回家的时候了。头脑里装着各种新闻,怀里揣着家人的来信,背包里装满了金色的橙、褐色的饼干,手里提着煤油,我们回味着一天的经历向各自的生产队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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